文/肖伊绯
1921-1922年：陈独秀在上海两次被捕之概况
在五四运动之后的短短几年里，陈独秀多次被捕入狱的事件，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而且也成为了中国思想和政治斗争中的重要历史节点。这一时期，尤其是在陈独秀被捕的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旧思潮的碰撞和旧有政治力量的反抗。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各种新思潮的实验场，社会各个层面——无论是传统的政治结构、思想体系，还是文化风气——都遭遇着空前的质疑和冲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陈独秀和他所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群体，竭力推行“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理念，然而，这一理念的推广不仅面临来自社会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而且在极为紧张的政治斗争中，往往遭遇激烈的打压和迫害。
陈独秀的被捕，正是这种政治对立和冲突的一个明显结果。尽管由于全国各地进步人士和社会团体的支持，以及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陈独秀在首次被捕后最终获释，但这并未改变当局对新文化运动的敌意，反而激化了当局的打压手段。1919年8月和次年5月，多个支持新文化的媒体如《每周评论》和《新社会》相继被查禁。到1922年冬，政府通过了进一步“取缔新思想”的决议，矛头直接指向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群体。
展开剩余76%在这样的环境下，陈独秀虽然已转移了《新青年》编辑部至上海，并更换了化名“王旦（坦）甫”以掩饰身份，并开始低调行事，然而，1921年和1922年间，陈独秀还是两次在上海遭遇逮捕。第一次是在法租界，法租界探员闯入其住所并抄走了大量文稿和书籍。尽管他最终被判处罚金并被释放，但他所保存的相关资料依然被抄走并焚毁。这种打压与监视使得《新青年》的编辑发行工作屡屡中断，甚至到了1922年，原本每月出版一期的《新青年》杂志，在同年7月发布了第九卷第六号之后便不得不宣告停刊。
褚辅成意外暴露身份，陈独秀化名仍遭抓捕
根据一些旧报的报道，陈独秀的首次被捕发生在1921年10月4日。当时，刚从广州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在法租界住所被逮捕，并且在两天后，10月6日，消息被《民国日报》公开报道。该报道简要描述了案件的基本情况：陈独秀因健康原因返回上海就医时，在其住所被法租界捕房的探员逮捕，并将《新青年》的杂志和其他印刷品带走，陈独秀和他的妻子，以及到访的朋友被带入捕房接受审问。最终，除了陈独秀夫妻，其他到访的朋友均通过保释被释放，而陈独秀则被判以五百两的保金，暂时等待进一步审讯。
这段简短的报道看似普通，但实际上与陈独秀的身份和情况相关的细节却颇为复杂。时任《新青年》杂志的副刊《觉悟》主编的邵力子当时也在场，他对此事的回忆暴露了更多细节。邵力子回忆道，尽管陈独秀以化名“王旦（坦）甫”隐藏身份，但由于与其他被捕者的一次对话意外暴露了其真实身份，最终导致陈独秀被正式收监。尽管如此，凭借朋友们的积极营救，陈独秀在被捕几天后就被保释，案件也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法院审理过程中，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巴和成功地为他辩护，称《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已被禁售，其出版地点早已迁至广州，并且当时杂志中并未涉及任何过激的言论。最终，法院接受了这一辩解，并只对陈独秀处以罚款而未判刑。这个结果对陈独秀来说，虽然勉强脱险，但他和《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仍受到了严重打击。
法租界捕房探长黄金荣，渔阳里首度抓捕陈独秀
对于当时的上海民众而言，陈独秀被捕一事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不仅是因为陈独秀的身份和影响力，还因为与他相关的捕捕人员和抓捕过程本身具有一定的“戏剧性”。特别是在此案件中，负责抓捕陈独秀的法租界捕房探长黄金荣的角色，吸引了大量目光。黄金荣这个名字在上海并不陌生，他与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为“上海三大亨”，并且在法租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可见一斑。黄金荣曾为法租界的华人探员，从早期的“包打听”逐步升任为探长，最终在1921年参与了陈独秀的首次抓捕行动。
此次抓捕事件的发生，尽管媒体的报道有一定的简化，但通过事后公开的庭审记录以及律师的辩护，可以看出，陈独秀的被捕并非偶然，而是经过长期监视后的必然结果。法租界的当局显然已对《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力深感不安，早已决定对陈独秀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尤其是在《新青年》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工作因打压而受到严重影响的背景下，陈独秀的再次被捕无疑加剧了这一局面。
黄金荣升任督察员，再度参与抓捕行动
最终，1921年10月26日，陈独秀案的判决宣告了他这次被捕事件的最终结果。《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均在次日报道了这一宣判。最终，陈独秀仅被罚款一百元，案件便告一段落。尽管这次审判看似不算严重，但对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来说，打击却是巨大的。
然而，这并没有结束。到了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再次因涉嫌“过激主义”而被捕，此次被捕后，法庭判定他支付四百元罚金，案件很快得到结案。尽管《新青年》杂志在1922年已受到重创，甚至宣告停刊，但在稍后的支持下，杂志在广州得以短暂复刊。
这些事件的发生，使得陈独秀的身世与他所代表的新文化思潮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然而，《新青年》杂志及其所承载的理念也因政治打压而在较短时间内无法再度发挥其巨大影响力。
黄金荣的职业生涯和陈独秀两度被捕的历史事件，也成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思想文化史中的一段重要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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